我们不该逼着所有人都上班，很多工作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今年4月，知危编辑部曾就“起点收入”话题与经济与人口学者黄文政进行过一次深度专访。在那次对话中，黄文政详细阐述了其核心观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就业市场，“工作不是人的全部价值所在”，社会需要通过新的分配机制来消除人们对“没工作”的恐惧。他将这套构想称为“起点收入”，即给每个人发钱。其逻辑不是低保的兜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知危 ，编辑：Rick、大饼，作者：知危编辑部

今年4月，知危编辑部曾就“起点收入”话题与经济与人口学者黄文政进行过一次深度专访。

在那次对话中，黄文政详细阐述了其核心观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就业市场，“工作不是人的全部价值所在”，社会需要通过新的分配机制来消除人们对“没工作”的恐惧。

他将这套构想称为“起点收入”，即给每个人发钱。其逻辑不是低保的兜底思路，而是认为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股东，理应获得分红。

专访发出后引发了广泛讨论。实际上黄文政关于起点收入的系统思考最早可追溯到2020年，当时他已完成一篇完整的论文，但因认为想法尚不成熟而未公开发表。此次黄文政博士向我们投稿这篇修改后的文稿，希望为读者呈现这一构想更完整的理论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反映的是黄文政截至2020年5月的思考，不包含他后期更完整的推演，但已加入对近年生育率与AI迅猛发展的因素考量，本次刊发的版本有所删调，大部分均维持原文不变。

文章提出的“全民起点收入机制”与翟东升教授后来推广的“未来起点收入方案”在底层逻辑上有所不同——前者更偏向思想实验层面的机制探讨，后者则是一套更具体的政策方案。

此外，知危要强调的是，本文讨论的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非具体的政策建议。正如黄文政在文中所言，希望读者将其视为“有关社会未来演化路径的思想实验”，而非某种顶层设计。

以下为黄文政博士的《给人人发钱并不荒谬——全民起点收入的概念和意义》全文，仅代表黄文政博士个人观点，也欢迎观众们留言交流。

给所有人无条件发钱被称为基本收入制度。其主要特征是普惠性，即所有成员都有份，且每人所得金额原则上相同。该想法16世纪就有人提出，近年在某些国家有小范围试验，但其理念并未普及。2016年，瑞士公投就否决了基本收入制度，而美国民主党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发放基本收入的参选诉求，也未获选民普遍认可。

对基本收入制度的担忧包括：钱从哪里来，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是否会加重税负？是否鼓励懒惰，影响企业招工？是否会减缓技术进步并拖累经济增长？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一种类似于基本收入制度，但在实现和理念上有所不同的机制。

最初的触发问题是：在人工智能不断取代人类工作的前景下，人口规模效应是否依然有效，以及经济活动对人类文明的终极意义何在？

我与很多学者、企业家和政府人士私下探讨过这一想法并获得了高度认可。公共平台上，在2018年3月23日接受搜狐财经采访以及之后的一些采访和文字中简述过其要点。在此，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翟东升教授将这一概念广为推广。不过，相比于翟教授建议的非常具体的方案，我最初提出起点收入更像一个思想试验，也因此侧重点和很多基本思路还是有所不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单独发布。

我们将本文的设想称为“全民起点收入机制”，以区别于“全民基本收入制度”。这里“起点”指每个国民，也指整个社会的起点。该设想的技术前提是货币数字化，即每个国民在支付平台上都拥有一个户头，未成年人的户头由父母或监护人支配。中国开发的数字货币体系或可成为其初始演化平台。全民起点收入机制保留了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普惠性，但有两个关键不同。

一是通过支付平台实时派发。如果将支付平台视为经济活动的基础信用体系，这相当于将收入分配嵌入货币发行环节。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任何一笔交易的增值按比例自动派发到每位国民的户头。

假设“派发比例”是6%，销售一台电脑的增值是2000个货币单元，那么销售者获得其中的94%，剩余的6%，即120个货币单元在交易结算时将被分割成14亿份自动汇入全国每个人的户头。如果所有交易的增值都按相同的比例派发给全民，那相当于全国增加值即GDP的6%派发给全民作为起点收入。

二是派发比例与就业市场动态挂钩，而非固定。前面6%的派发比例只是解释概念使用的假象数字。在货币数字化前提下，平台可实时记录所有人的工资收入以反映就业市场形势，实时调整起点收入的派发比例。如果就业市场工资走低，那说明劳动力供大于求，系统将逐步上调派发比例，让更多人退出就业市场。反之，如果就业市场工资走高，那说明劳动力供小于求，系统将逐步下调派发比例，让更多人进入就业市场。实行之初，派发比例可从零开始逐步上调，直到整体工资开始显著上涨，之后则随整体工资变化实时调整。

作为再分配的财富，全民起点收入与增值税有相似之处，但其使用支配权属于每个国民，不属于权力机构，而且再分配过程由市场决定，而非由特定机构主导。在实施中，起点收入机制应从经济活动的增量切入，比如只适用于数字货币平台上的交易，这样可降低对现有体系的冲击。对于经济活动存量，全民起点收入机制原则上应该是替代部分税务功能，而不是给市场主体增加额外的税负。此外，前面提到的将派发比例与就业市场挂钩，只是再分配力度与就业程度之间的一种反馈机制。由于全民起点收入可能影响到经济过程的其他方面，如经济的扩张和收缩周期，是否需要在全民起点收入机制中纳入其他负反馈，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至于起点收入是否足以维持个人基本生活水平，需要在实践中尝试。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如果经济循环中每个增值环节都派发6%，那相当于每人每月可获得366元的起点收入，五口之家平均每月可获1830元。实际派发金额有望随着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提升而不断增加。全民起点收入机制具有以下优点。

（1）避免通货膨胀。由于派发的每笔钱都来经济体系创造的商品和兑现的服务，派发的货币单位都是已创造的价值，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为了更好地反映这点，可把平台上所有账户总额实时归整为固定数量的货币单元，让每个账户里的金额以占比形式表现。这样价格和收入就只有相对价值的意义。

（2）平衡就业市场。全民起点收入与就业市场处于平衡。如果企业普遍招不到员工，那社会整体工资会上涨，压低派发比例，将更多人推向就业市场。如果就业市场工资一直维持稳定，那派发比例可逐步提高，推升全民起点收入。在此机制下，就业市场是匹配劳动力供需的决定性因素，且不受最低工资制等的扭曲。

（3）人人有份。目前领取低保和失业救济等福利的前提，是失去工作或收入低于门槛，这是牺牲工作收入较高者来补偿不工作或低收入者。有人甚至会因不愿失去福利而放弃工作。而全民起点收入的派发对象是所有国民，婴幼儿、学生、上班族、不工作者、企业主、亿万富翁都人人有份。

（4）多劳多得。个人成就感取决于相对位置，而非绝对水平。实行全民起点收入之后，人们依然有动力去工作，工作所得是额外收入，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依然有效且上不封顶，保护了贡献更大者的直接利益。起点收入与就业市场挂钩能确保企业招到员工，不会让懒惰拖累社会发展。

（5）维持市场机制。如果起点收入能维持像样的生活，那社会有效需求就能在购买力上得以支撑，甚至可通过设定消费下限来确保。因为需求是通过价格机制由市场来满足，商家之间优胜劣汰的竞争都得以维持。起点收入源自交易增加值，不直接增加企业经营成本，该赚钱的企业依然赚钱，只是全民参与所有企业的利润分成。

（6）节省人力物力。相比基于税务和财政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在支付平台上实现的全民起点收入更加公平、透明和精巧，可节省大量人力和物力。相比低保、失业救济和扶贫等项目，这种普惠性去除了遴选过程，既消除权力寻租，又避免让受益者背负社会负担者的尴尬。

（7）促进共同体意识。起点收入是国民作为国家主体直接享有的经济发展成果。如果把国家看成一个经济实体，全民起点收入就是实体全体所有人享有的分红。这可强化国家认同，提升国家凝聚力，促进全民共同体意识。起点收入在全国范围发放，有助于消弭地域差别，促进人口流动，这对经济效率提升至关重要。

不过，这种看似完美的方案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天方夜谭。在中国文化中，不劳而获是令人不齿的行为，英文俗语no free lunch（没有免费的午餐）也人尽皆知。全民起点收入似乎与这些理念相悖。而按官方的理论陈述，中国目前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会自然地认为，普惠性的起点收入即使合理也为时过早，但类似于全民起点收入的做法在现代社会并不陌生。

（1）目前全球普遍实施的免费基础教育，就是一种类似的普惠性制度。富贵人家孩童才能上学的古人，难以想象今天每个孩童都享有免费教育。但免费教育在各国普及，不仅没让社会不堪重负，反而促进了巨大的进步。全民起点收入机制，只是把这种托底从免费基础教育扩展到民众基本生活保障。

（2）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终身教授制度与普遍发钱的制度也有一定相似性。其要点是，获得终生教职者，原则上无需担心被学校解雇，因而可按自己兴趣从事研究，有利于大学维持独创性和高水平的研究。在人工智能可能取代越来越多重复性工作的前景下，未来工作更需要创造性。在全民起点收入下，由于免除了失去生计的恐惧，人们更可能去从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工作，更有自主性也更能发挥创造力。

（3）另一个类似的是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目前只在少数国家实施，一般仅限于基本医疗服务，还因服务效率低下和医疗成本攀升而广受诟病。但这些问题在全民起点收入机制中并不存在，因为条件相同的人获得的起点收入是等额的，金额挂钩就业市场，而非按需发放。起点收入在消费和投资上的使用完全市场化则可避免浪费。

除起点收入外，国民还有工资收入和投资收益。工资收入指国民付出劳动获得的报酬，投资收益指国民个体经营或持有股权、债权的回报。工资和投资收入也可按比例部分派发给全民，比例按收入获得者的年收入采取累进制，可避免收入过度集中。

对起点收入的使用，可做出限制。比如，对其用于消费的比例设定下限，可保底国民生活水平，确保市场内需规模。对其用于投资的比例设定上限，可控制国民投资风险，设定下限则确保社会投资规模。这些限制也可与某些宏观经济指标挂钩，为避免经济失衡提供有效的负反馈机制。

派发比例还可与年龄、居住地等极少数特征挂钩，反映社会偏好和政策取向。如果担忧人口萎缩，那发放金额可向婴幼儿倾斜，直至生育率升至更替水平。派发比例还可与交易类型挂钩，比如对实体行业，规定比金融行业更低的派发承担比例，可提升实体企业相对金融企业的收益。如果将发放对象从个人扩展到各级政府和组织，那全民起点收入可实现税收和财政功能，并整合养老金、低保、失业救济、扶贫、最低工资等诸多福利项目。

如果全民起点收入得以全面实行，针对起点收入派发和使用的各种规则，将牵涉到社会的基本利益分配。初期的规则和变更方式可通过立法确定，任何规则的变更都应设置很高的门槛。

长远来看，全民起点收入机制，可以逐步演化为一个公共决策体系。尽管人类文明已经进入高度精巧的信息化时代，但世界各国的公共决策机制从算法的角度来看依然十分原始。实际上，前面提到的将派发比例与就业市场工资走势挂钩，就是一种平衡社会整体工作投入和消费需求偏好的优化机制。

将这种机制扩展到起点收入的派发和使用规则的变更上，可以让利益分配充分反映社会偏好和集体智慧。当然，这样做不仅需要更坚实的技术基础，还需要深入的理论探讨。如果把公共决策看成一个集体博弈算法，那“对称性”和“偏重性”应该成为基本原则。

所谓“对称性”是指，决策结果不依赖于个体的身份，即决策过程在理论上应确保，如果将个体的身份置换之后，决策结果维持不变。换成通俗的语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所欲、施于人”。这意味着，公共决策不仅应体现个体在当下身份下的偏好，还应体现个体在其他身份下会表现出的偏好。“对称性”原则可以理解为平等理念的扩展，不仅要求所有人在公共决策中拥有平等的地位，还要求决策结果与身份脱钩，以避免“位置决定想法”带来的偏差，并一定程度上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制”。

所谓“偏重性”是指，决策过程更倚重于那些更被认可的个体。尽管"对称性"可平衡不同个体的价值观和利益，但人们对公共政策后果的判断力不同，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增强判断力更强的个体权重，可提升决策质量。针对某个议题，这可通过把个体的权重，与其被他人认可的程度和之前决策记录关联起来实现。通俗来说，就是让被那些认为是“专家”或被证明是“专家”的人在决策中获得更大权重。需强调的是，在评定个人被认可程度时，那些更被认可的评定者应拥有更大权重。简言之，一个人越被专家认为是专家，才越应该是专家。这样，那些本身被认可程度较低的人，在评判他人权重时的发言权也较低，这一定程度可以避免名气和拉票等因素对决策的干扰和扭曲。

现代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高效匹配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和需求，极大地提升了资源配置和经济产出的效率，可能足以让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但现实中依然有很多人生活窘迫。这不是因为经济体系生产能力不足，更不是因为窘迫者没有需求，而是他们低下的购买力，阻碍这些需求的实现，这反过来又拖累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中的担忧，与其说是生产不出来，不如说是卖不出去。

在任何经济体内，收入最终都来自社会创造的价值，所以收入与商品价值在总量上是平衡的，但因为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收入和财富会向少数人集中，并可能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导致政权更替。这种财富的持续集中和刚性重置，不仅是农业时代王朝兴衰的主线，也是工业化时代很多国家国内政治演化的历程。

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化，让很多行业赢者通吃，更加速了马太效应。以前一个企业在本地做得最好就可立足，现在可能要在全国甚至全球数一数二才能生存。如果经济循环中的增加值越来越大比例会被市场赢家摄取，贫富差距会加大，财富涓滴更加困难。这一现象已越来越多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

过大的贫富差距会抑制正常需求而阻碍经济发展。如果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发展好的会是奢侈品等需求量很小的行业，但维持大部分人日常需求的行业则会萎靡不振，品质趋于低端化。这种拉美化的经济模式也会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加剧富人的不安全感，甚至促使他们向外移民。相反，如果收入和财富不是那么集中，富裕家庭的生活质量几无差别，而一般家庭也可以拥有高品质的房屋、轿车、智能手机等。这对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都极为有利，也会让富裕群体更有安全感。

不过，收入并非越平均越好。因为每个人对经济贡献不同，以贡献大小来拉开收入差距，是正面激励机制。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个人贡献能在其创造的产品增加值上得到体现。由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得益于极少数人杰出的发明和创造，这些贡献者获得巨额回报合情合理。实现财富的梦想是人们奋发向上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公平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只要行为得当，不但能给社会创造极高的价值，还能给为社会起到极好的示范效果。

此外，阶梯化的消费市场对创新助益匪浅。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更注重独创性而非成本，健康的高端消费市场，是孕育应用技术的沃土。比如，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很多功能最初就出现在高端产品中，逐渐成熟以后才普及到普通产品。类似地，很多艺术风格也是先在高收入群体中流行才逐渐形成气候。

全民起点收入给下限托底，能从根本上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不仅让贫困底层，也让中间阶层乃至富裕阶层都能直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在当下中国，中间阶层是社会中流砥柱，他们人数众多，关注社会公平，也是网络民意的主体。相比对底层的扶贫，普惠性的起点收入能造福更多民众，给全体民众更多安全感。现在很多富人向外移民的动机，并非指望后代在国外大富大贵，而只是希望他们未来有起码的保障。如果起点收入能确保所有人拥有基本的尊严和像样的生活，人们也就没有后顾之忧，社会也将成为所有阶层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平台。

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上，再分配力度较大的北欧是相对成功的例子，不仅人均GDP处于世界最高之列，每百万人亿万富翁数量也居于世界前位，而且创新能力也世界领先。这背后的原因不一而足，但说明健全的社会保障和生活托底并未抑制人们创造财富，追求成功的动力，反而可以让人从困窘中解放出来，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需要将人的潜力释放出来，而全民起点收入有助于营造这样的环境。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让全社会水涨船高，部分缓解了贫富差距带来的矛盾。近年大力度扶贫更是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但内需不足却是中国经济的痼疾。迄今中国主要只利用了十多亿人口的劳动力优势，却未充分利用其消费力优势，如大量农民工只在城里工作成为劳动力，并未定居城市成为消费力。相当比例的人口收入过低，未完全进入现代经济循环，导致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海外市场。

决定一个经济体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终极因素是其生产和创造能力。因此，本国有足够的生产和创造能力，但自己国民却消费不起，以至于要靠大量出口来维持经济循环是荒谬的。强大的生产和创造能力旨在提升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而出口的最终目的只是换取本国所需的进口。实行全民起点收入有望提升全民消费能力，既发挥中国人口的劳动力优势，更发挥中国人口的消费市场优势。

这样不仅可促进经济更健康全面发展，也能让民众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果实。中国有世界最完整和规模效应最大的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日益增强的创新力，中国人也理应过上与这种能力相符的生活。让更多的需求变成有效需求并让其得以满足，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手段，更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尤其表现为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本质上是中国以价廉物美的商品换取美国以其国家信用背书的美元。这种模式存在风险。尽管美国消费者享受了中国巨大生产能力的果实，但美国越来越忌惮中国竞争力的提升，不惜以杀敌1000自损600的方式发动贸易战和技术战。鉴于此，以起点收入的方式提振内需，不仅可更直接地让民众享受经济发展的果实，更能在中国经济从高度外向型转为更加依靠内需的内生发展模式中，起到关键作用。

当前主流经济制度中，工作是获得收入的主要前提。在此分配机制下，经济和社会政策最关心的，与其说是提高经济产出让所有人过得更好，不如说是维持就业体系，让人们可通过忙碌的工作来换取经济产出，而工作本身是否有益于社会，并非直接的考量。甚至可以说，维持人们勉强可以接受的分配机制，催生了很多无效甚至有害的工作。

这种经济政策的扭曲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尤为突出。一般来说，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可拉动经济增长。但如果这些基础设施未来使用效率很低，那投入这些建设的拉动意义只是让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起来，促成一个勉强的激励机制，确保经济正常运转。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凯恩斯提出的，面对经济萧条，让一些人挖坑，再让另一些人填坑可创造就业机会。这个做法确实能重启经济循环，但却导致自然和人力资源低效配置和巨大浪费。

对社会整体来说，工作投入是代价，经济产出才是收益，所以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降低代价（工作时间），提高收益（经济产出）。如果能保持相同的产出，那全社会工作总时间其实是越少越好，这对应于社会有更多的闲暇。即，在等量的商品和服务产出下，全社会的就业人数越少，平均工作时间越短才越好。而一个合理的分配机制，还应该充分反映社会整体对产出和闲暇的相对偏好，在两者之间达到平衡。假设两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一样，在这种机制下，愿意牺牲更多闲暇来换取更大经济产出的社会，平均工作时间更长，也更加富裕。

现行经济制度默认几乎所有工作年龄人口都拥有工作，每人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但这种作息模式可能只是历史惯性，未必充分体现社会对闲暇和产出的整体偏好。由于维持社会勉强可接受的分配机制，是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保持这种惯性工作模式是自然选择。但如果充分发挥已有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也许目前人力的30%就足以生产现在所需的粮食、能源、工业品和人们所需的各种服务。更多闲暇时间，还会激发更多样性的需求，而催生更多产出。

中国在之前实行每周6天工作制，到1995年5月统一改为每周5天工作制。尽管正常工作时间缩减了1/6，经济增长率在1995年和1996年依然分别保持了10.95%和9.93%的高位水平。换言之，工作人口每周平均多出了一天的闲暇时间，却依然还是大幅提升了经济产出。

在全民就业和每人工作时间基本固定的前提下，目前的就业市场，可以优化劳动时间在不同工作之间的相对投入，但并不能优化劳动总量与社会产出之间的关系。全民起点收入机制将分派比例与就业市场挂钩，为社会提供了一个优化平衡整体工作时间和社会产出的机制。如果人们整体希望牺牲更多闲暇时间，来换取更多经济产出，他们会不满足于起点收入，而去寻找工作。这样会增加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拉低市场平均工资水平，从而推升起点收入的分派比例，形成新的均衡。相对于一次性的全国统一调整作息制度，全民起点收入机制提供了一种连续、实时、双向、自反馈的工作时间调整模式。

虽然现代社会生产效率有了极大提高，但在当前分配制度下，人们却越来越忙碌，以至于其他生命体验都被严重挤压。比如相对于工作，婚配和养育的重要性都在不断下降。这也是目前中上发达国家面临严重低生育率危机的重要原因。长远来说，每个女性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的代际更替而避免群体消亡。但现在全球一半国家，除却以色列以外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要低于2.1的更替水平，而东亚生育率更是全球垫底。

人类文明正面临一个从未有过的时代，即人口数量预计见顶，并随后进入持续性的萎缩，而且其中更有创造力和更努力的部分将更快消失。但由于历史上人口不断增长，人们一直把巨量人口规模当成理所当然，甚至视为负担。早在两百年前全球只有10亿人时，马尔萨斯就认为，由于人口增长快于食物增加，人类将面临灾难。现在全球77亿人，人类却活得更长，更健康，更多彩。

假设全球人口一直维持在10亿不变，那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手机、互联网、高铁、喷气式飞机，以及各种艺术流派和作品，即使存在，其迭代的步伐也不会如此迅速。现代人类的生活方式高度依赖于全球巨量人口规模。众多的人口能促成细分、多样化、竞争激烈的大市场，也能孕育更多的杰出人才。

正是因为人口规模如此重要，人口从增长走向萎缩可能是人类文明由盛转衰的起点。随着人口不断减少，所有行业都将成为夕阳行业，需求和供给同步萎缩，投资意愿低迷，创新步伐放缓并最终停滞。基础设施也会因为需求和财力的不足而难以更新，最终不断地被废弃。现在的大城市会随着人口减少而退化为中等城市，再变成小城市；机场、医院、学校、公园也将不断地关闭，让居民的选择越来越少。更基础性的变化，是知识更新的放缓和停滞乃至现有经验和技能的失传。首先是创新和技术进步将逐渐停止，之后是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开始流失并被遗忘，而这将是人类文明衰亡的表征。

人口即命运。如果社会的发展反而让人类无法维持自身繁衍，最终导致文明消亡，那说明现代社会对人的价值判断已与经济技术发展脱节。从人类文明来看，生存和繁衍才是目的，劳动和工作只是手段。过去人类一直处于生产供应难以满足消费需求的物质贫乏年代，所以在价值观中会让劳动显得比养育更重要。但目前中上发达经济体的主要问题已不是物质短缺，而是社会无法维持正常的繁衍。这背后是工作压力过大严重挤压生育意愿，但重工作轻养育的社会观念并未随之改变。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认识到，工作本身并非人生的终极目的，而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即使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人的价值不只是劳动力，更是消费力。

极少数杰出人才对社会的贡献功不可没，但天分很大程度上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的。在相对公平的教育和竞争机制下，人口规模越大，最终能脱颖而出的杰出人才也越多。绝大部分人的一生哪怕成就再大，影响也有限，但其基因如果能够通过繁衍延续下去，那未来就拥有无限可能。后代中一人成为牛顿或者爱因斯坦，就能深远地影响人类文明。因此，人生的价值，除了对其个体自身的意义外，还体现在为人类维持基因多样性和产生天才的人口基数。

但繁衍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完全没有在现代经济体系得到体现。过去养儿防老是生育的经济动因，但现代养老制度下，养育付出的代价是由父母承担，而孩子成长贡献的却是整个社会，养育的激励机制完全失效，这本质上是对生命价值的否定。

全民起点收入机制给予每个国民普惠性的收入，供他们消费和投资，充分体现每个个体作为社会成员本身的价值以及消费需求对经济循环的意义。派发金额与就业市场挂钩，可实时反映社会整体对消费满足和闲暇需求之间的相对偏好。而发放金额向孩童倾斜，直至提升生育率至更替水平以上，可实时体现养育相对于普通劳动的社会价值。如果担心高收入人群生育太少而影响未来人口质量，还可让对孩童的发放金额与父母收入挂钩，让高收入的父母能够从生育中获得更大收益。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少子化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实行全民起点收入更加必要。扣除全面二孩的暂时性堆积反弹，中国自然生育率不到1.1，处于全球低列。随着堆积生育退却及育龄女性锐减，即使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出生人口也会雪崩式减少。而进一步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生育年龄推迟、育儿竞争白热化都将进一步挤压本来就极低的生育意愿。即使中国能够幸运地将生育率维持在1.1的水平不再下降，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最终会每代减少48%。如果这种生育率维持到本世纪下半叶，中国总人口届时将以每30年减半的速度持续萎缩。

中国的核心优势是聪明、勤劳、追求世俗成功的十数亿中国人。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巨大的人口潜能，让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制造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继承了欧洲自工业革命以来积累的科技体系和社会形式，而且人口又远多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因此成为目前世界经济和科技水平最高的国家，这特别反映在美国的消费规模和科研人数过去一直领先其他国家。

但随着人口更多的中国步入工业化轨道，这一情况近年开始逆转。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在2019年已超过美国，科研人数在2000年不到美国一半，现已超美国，20年后将远超美国。得益于众多人口带来的市场和人力资源，中国不仅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门类的国家，在新兴的人工智能、高铁、移动通讯等领域也开始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超低生育率危机如果不能得到逆转，将可能对中国发展釜底抽薪。面向未来，提振生育率到更替水平以上，是确保中国可持续发展乃至延续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为此我们提出过提供普惠性的托幼服务、税务减免和现金补助、缩短学制、延长产假等各种建议。但从东亚各地的经验来看，这些措施即使全部实施也都远不足以让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要最终解决低生育率问题，还是需要从改变基本分配机制着手，全民起点收入机制可以成为这种改变的思路。

以普遍就业为基本前提的分配困境，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尤为突出，这也是本文思路的最初触发点。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工智能可能取代大量重复性工作，甚至很多创造性工作。对人类整体来说，这意味着投入更少的人力，却可获得更大的产出。这种代价的减少和收益的增加，是人类的福祉，更是技术进步的根本意义。但在当下的经济制度下，没有工作就意味着失去收入或收入大幅减少。对那些工作被取代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是灾难。

过去很多工作被机器取代，造成短期失业潮，但因为新工作产生速度整体上快于机器取代工作的速度，就业反而越来越充分。这一局面在人工智能时代并非必然。如果人工智能的提升整体快于新工作的产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和收入，而被挤出经济循环。他们既无合适劳动技能，又无消费能力，从而成为经济意义上的无效人口。这种可能的困境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焦虑。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增加值提升，主要转化为企业收益，除了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外，只能通过纳税等方式间接而缓慢地惠及全民。尽管技术进步对社会是长期利好，但短期内却可能直接伤害到职位被取代的员工。

这种整体与部分以及长期与短期的矛盾可在全民起点收入机制下得到缓解。企业用新技术取代员工，在提升产品增加值的同时，减少工作机会而拉低就业市场的工资水平。在全民起点收入机制下，工资水平的下降会推升起点收入派发比例，也就是让企业因采用新的技术增加的利润不仅惠及企业所有者，也惠及全民。在此过程中，企业所有者依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只是将其利润中的一部分让渡给全社会，让全民享受技术进步的成果。这种让渡会缓解技术更替造成的贫富差距，从而更好地维持社会的基本消费需求。

如果那些被新技术取代的员工重新就业，那他们在新岗位创造的价值将是社会价值的增额，这点与当下的经济制度是一样的。但他们如果无法重新就业，那起码有起点收入保底，不会陷入绝望之中。这也可以减少企业采用新技术的压力。当然，更合理的做法是将失业救济金纳入到了起点收入机制之内，就是让被新技术取代的员工在短期内获得更高的起点收入比例，缓和失业所带来的冲击。

全民起点收入机制提升最短板，而非削平最长板。如果起点收入足以维持日常生活，人们更容易按真正的兴趣主动工作，而非迫于压力去被动工作。在人工智能时代，更多工作需要创造力，而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的正面激励机制，特别是从事自己真正有兴趣的工作，对激发创造力更为有效。

相比之下，担心失去工作而不得不努力的负面激励机制，会变得没那么重要，因为这类工作大都是重复性的，可被人工智能取代。再者，创新创业过程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起点收入的托底让失败者的生计能得到基本保证，可提升个体风险承受力，孕育社会的进取精神。

在最极端情况下，假设人类所有的工作都被人工智能取代，没有人可以从事能创造价值的工作。对人类整体来说，这意味着人类创造的机器拥有非凡的效能，人类无需劳作就可以享用各种商品和服务。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但在目前以工作作为分配前提的制度下，所有人都将因没有工作而失去收入。换言之，当前的经济制度，会因为社会整体拥有了这种非凡的能力，反而让所有人失去收入变得赤贫。人类社会也许永远无法达到，但可以不断接近这个理想境地。上述思想实验说明，当人类社会充分接近全能人工智能状态时，当下以劳动作为收入前提的分配制度就将趋于失效。

但在全民起点收入机制下，社会转换将变得非常自然。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就业市场工资水平不断下降，自动推升起点收入的发放比例。假设所有工作都被机器取代，那么就业市场的工资将降为零，增加值将100%地派发给所有公民。除去年龄地域等变量外，全体公民的收入就完全一致了。这样的结局是合理的，因为在机器取代所有工作的场景中，所有人的贡献都是一样的，也就是零。在全民起点收入制度下，人工智能的充分发展，或许能最终促使人类回归其更基本的意义，即生存、繁衍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决定社会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质量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生产和创造能力。中国有强大的制造、建造能力以及日益增强的创造力，中国民众理应过上与这种能力相匹配的生活。全民起点收入机制在保持正面激励机制的前提下，让全民更直接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由于派发比例与就业市场挂钩，劳动和需求的偏好会在社会范围内自然平衡，所以随着生产效率提升，全民起点收入派发比例也会水涨船高。

这不仅可消除贫困，也可确保社会的基本内需，让经济政策回归到提升有效产出，减少无效劳动的初衷。在全民起点收入机制下，通过保就业来维持某种勉强的分配制度不再必要，养育后代所付出的代价能更好地得以体现。加上发放金额还可按需要向孩童倾斜，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可以期待。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实行全民起点收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全民起点收入机制将每个国民视为地位平等的国家主人，这要求全体国民具有不分彼此的共同体意识，而且与外界保持清晰的边界。中国的主体民族占本国人口绝对多数，而且血缘、文化、语言在历史上一脉相承，在现实中更是高度一致。尽管存在户籍和民族这些人为设定的区隔，但相比那些内部语言甚至人种都存在极大差异的国家，中国实现普惠性的起点收入制度并不存在天然障碍。

（2）全民起点收入符合中国理念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牵涉的一些关键问题也正好是与扶贫、区块链等政策关注点高度相关。中国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日益成熟，尤其是数字货币的推出，让中国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好的技术基础来尝试依赖数字货币的全民起点收入。中国另一个巨大的优势是强大的执行力。这种执行力之前还体现在追赶发达国家的努力上。

（3）相比其他国家的民众，中国人更追求世俗成功，也更愿意为了过上美好生活而付出艰辛劳动。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对消费和劳动的偏好会更倾向于用更多劳动换取更多消费力的方向。在生产效率相同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会因为付出更多劳动而更为富有。何况，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劳，加上超大人口规模优势，会让中国的生产效率得到更快提升。全民起点收入有助于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促使中国更快进入世界富有国家的前列。

不过，全民起点收入在成为可行的方案之前，还需要非常深入的探讨。

（1）从技术角度来说，全民起点收入对支付系统安全和效率的要求目前难以满足。比如，每笔交易产生的增值按比例实时汇入每人账号所需的计算量，比目前处理能力最大的支付系统都要高出几个数量级。当然，这些难题可依靠技术能力提升及算法简化来逐步解决。比如，将每笔收入从实时汇入改为每天汇入一次就能大幅降低计算负担。

（2）如何与现行制度接轨和融合是更大难题。这牵涉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银行、财政、税务、社会保障等不同部门的职责和利益。试想，低生育率危机如此明显，人口政策调整却依然谨小慎微。要让全民起点收入机制在如此多强势部门间搭建起来并取代其中的许多功能，难上加难。更现实的路径可能不是直接接轨并融合这些部门的职能，而是以数字货币为初始平台，逐步尝试实现一些功能，在可行的基础上再逐步扩展。

（3）如果充分实现，全民起点收入机制可以说是重新定义了货币的发行、流通和使用。这不仅会改变国内的经济运行方式，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与海外的经贸往来。最直接问题是，如何实现与外币的兑换，以及是否能将系统扩展到海外。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金融安全，也可能涉及到未来世界性货币主导权的博弈。

（4）全民起点收入可能深刻改变社会经济模式，并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在全民起点收入普遍实行之后，社会可能会分化为有工作和无工作两个阶层。如果这两个阶层不断固化，并逐渐形成阶层意识，而且实现代际传递，那这种分层就可能导致社会两极化，并最终演化成社会主要矛盾。那些生活重心不再是工作的人群也可能面临现在还无法预料的挑战。

上述各种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解决。目前全民起点收入机制只是一个旨在引发更多讨论的概念性思路，而非现实的政策建议。从历史经验来看，大多数改变人类基本模式的宏大设计，给人类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灾难。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如此复杂，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牵一发动全身，而人为的设计很难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的长远后果。

鉴于此，我们希望读者将本文的探讨视为有关社会未来演化路径的思想实验，而非某种意义的顶层设计。本文的目的仅是在中国道路创新的探讨中抛砖引玉。

全民起点收入成效究竟如何还难以判断，但这并不妨碍文中讨论的思路可以现在就开始尝试。长远来看，全民起点收入可能是理顺经济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维持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一种可行出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