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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img src="https://img.huxiucdn.com/ai/ai-general-cover/202608/28/33430-prod-db-general-1-1787906961890.png?imageView2/1/w/1440/h/810/|imageMogr2/strip/interlace/1/quality/85/format/png" /></figure>地方国企贸易领导，做两头在外的贸易，最怕的就是被追责，特别是这几年，监管部门对两头在外贸易中的虚假贸易、融资性贸易，查得越来越严，不仅仅是国资和审计，还有税务，甚至是法院对『名为贸易、实为借贷』的认定也比以前严格多了。一边是监管越来越严，一边是营收指标越来越高，而市场上的真实贸易又越来越少，地方国企贸易负责人......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c4Mzc0MA==&mid=2651976635&idx=1&sn=de4770591c6700bf51646b3865c634bc&chksm=bced076cc626ff2a6bc1d4c204edd60b23af7e4b05cafad7404bf875a650bd18e975dec75a33#rd" rel="nofollow" style="text-decoration: none;" target="_blank"> 五道口供应链研究院 </a>，作者：鲁顺，原文标题：《湖北一名国企总经理开展融资性贸易被判1年6个月，我却觉得他有点冤！》地方国企贸易领导，做两头在外的贸易，最怕的就是被追责，特别是这几年，监管部门对两头在外贸易中的虚假贸易、融资性贸易，查得越来越严，不仅仅是国资和审计，还有税务，甚至是法院对『名为贸易、实为借贷』的认定也比以前严格多了。一边是监管越来越严，一边是营收指标越来越高，而市场上的真实贸易又越来越少，地方国企贸易负责人就这样被夹在了中间。在国企贸易业务里，还有句比较流行的话叫：不出事叫贸易，出了事叫融资性贸易。一、湖北一国企总经理因融资性贸易，被判刑2026年8月13日，武汉市江岸区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国企管理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庭审当天，旁听席坐了两百多人，市总工会、区委政法委、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到场旁听，这场庭审更像一堂面向干部和从业者的警示教育课。<figure><img height="1422" src="https://img.huxiucdn.com/article/content/26-08-28/152d1178-b610-437b-8da2-66c69310c07b.png" width="1080" /></figure>被告人杨某系某国有公司总经理，2024年至2025年期间，明知国有企业严禁开展融资性贸易，仍多次通过与上下游公司签订无商业实质的贸易合同，虚假做大公司经营规模。在没有任何担保、不实际控制货物的情况下，以先款后货的模式与上下游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最终造成国有公司巨额损失。公诉机关认为，杨某身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考虑杨某自首、认罪认罚及当庭悔罪等情节，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杨某在最后陈述中说，自己认为业务经过集体讨论，就忽视了经营风险，只顾眼前利益，审批把关不严。在国企工作20多年，从普通职员一步一步走到总经理，最后因为贸易业务造成损失被判刑，确实让人唏嘘。这个案件在法律上应该怎么判，我没有完整判决书，也不了解全部证据，不作评价。但从地方国企贸易经营的现实来看，我又觉得这个总经理有点冤。这种冤，不是说他没有责任，也不是说法院判错了，而是很多地方国企贸易负责人看到这个案件，心里都会冒出一个问题：如果自己坐在那个位置上，真的有多少选择？二、地方国企和央企，承担的任务不一样关于虚假贸易和融资性贸易的治理，首先针对的是央企，特别是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央企贸易十不准及其他关于虚假贸易、融资性贸易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出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业务风险，但是规定不断地扩大，其实已经严重影响了地方国企从事贸易业务。表面上看，央企和地方国企，都是国企，但其实差异非常大。央企也有营收压力，也会做两头在外的贸易，但很多央企集团本身拥有矿山、油田、钢厂、电厂、建筑工程、制造基地、全球采购网络和长期客户，贸易是产业经营的一部分。能源央企采购煤炭、油气，是为了保障生产和供应。建筑央企采购钢材、水泥，是为了服务工程项目。制造业央企采购原材料、销售产成品，贸易前后都连着自己的产业。所以，国务院国资委对央企贸易的要求已经比较明确。集团主业不包括贸易的央企，原则上不得开展与主业无关的贸易业务；集团主业包括贸易的，也不得单纯为了做大规模开展贸易业务。国务院国资委近几年在网站上的公开答复，一直在强调这条边界。不少地方国企的情况不一样。特别是地方城投公司、投资集团、产业集团和新成立的供应链公司，成立时承担的任务很多。地方需要项目建设，需要融资，需要保住信用评级，需要增加经营性收入，有时还需要把集团的资产、营收和现金流做起来。这些企业不一定有成熟产业，也不一定有稳定的货源和销售渠道，但经营目标已经下来了。集团要营收，金融机构看营收，评级机构也看营收，负责人年底还要拿着指标向上级交代。而这个指标跟大跃进一样，一年比一年高，根本没有减少的迹象。而且，很多地方国企肩上的担子，不只是集团和考核，还有地方政府交付的营收任务。地方财政要化债、要保运转，增收的压力常常也会落到国企头上，企业要完成的任务，早就超出了单纯做经营的范围。如果企业有垄断性业务，有稳定的经营性资产，有收费公路、水务、燃气、港口和产业园，这些业务自然可以形成收入。可现实是，不少过去靠着一块垄断或半垄断业务过日子的地方国企，业务本身也在慢慢萎缩。收费在降、流量在减、补贴在缩，原来的收入撑不了几年，企业同样要转型，同样要生存。问题是，很多地方国企能够产生稳定收入的资产有限，短时间内又找不到新的产业项目，最后最容易想到的还是贸易。贸易不需要建设工厂，也不用等一个产业项目培育几年。只要有资金、有授信、有人去找业务，合同签下来，货物转起来，营收很快就能体现出来。对很多急着转型、急着活下去的地方国企来说，做贸易未必图多大的利润，只是想在产业转型真正落地之前，先挣一点收益，让企业撑过去。能通过真实产业把营收做出来，谁愿意冒着这么大风险去做两头在外的贸易？三、两头在外的贸易，国企在里面核心价值是资金地方国企想做大营收，真正困难的不是注册一家贸易公司，也不是制定多少制度，而是到哪里找到那么多真实业务。一个地方国企集团今年要求贸易子公司完成10亿元营收，明年可能变成50亿元，后年还可能继续增加。但它没有矿山，没有钢厂，没有终端客户，没有物流网络，也没有做过大宗商品贸易的团队，这些营收从哪里来？只能到市场上找。但市场上并没有那么多贸易可找。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传统行业需求严重下滑，真实贸易本身就在减少，即使是融资性贸易，愿意让国企垫资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多，最后能撑起指标的，往往只剩下刷贸易流水。地方国企开展两头在外的贸易，自己在上下游企业中，起到什么作用？挣什么钱？为什么绝大部分地方国企选择了去垫资，去挣资金的钱？地方国企目前做的两头在外的贸易，大部分都是大宗商品贸易，标准化程度高、交易金额大、价格波动大、信息透明程度高。这些特点，导致地方国企，单纯靠信息不对称、靠集采优势，是不行的，不仅仅是国企，民企也很难挣这两种钱。贸易商，不管是国企贸易商还是民企贸易商，在上下游中间，更多的是挣风险的钱，主要是价格风险，然后就是关系的钱，再次就是资金的钱，或者还有一些套利套汇的钱。但是价格风险和关系，其实地方国企根本没法做。挣价格风险的钱，本质上更接近赌，而且往往是挣一笔亏一笔，这不符合国企的监管要求。上下游终端关系的钱，国企更做不了了，这都涉及非常深的个人利益关系，一方面国企不能干，另外一方面，这方面的费用也出不来。所以，既然价格风险承担不了、关系也解决不了，国企只能就做垫资的事了，而且这也是国企的优势，因为在中国，国企的融资准入和融资成本、额度，远远比民企强很多。正好这个业务，银行因为处置不了货物，也进不了这个市场，就给国企提供了机会。所以，地方国企做两头在外的贸易，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垫资来完成的，能力强一点的，可以延伸一些物流、加工、价格管理、投资等业务，能力差的，只能是垫资了。这么说起来，其实反对地方国企在两头在外的贸易垫资，跟禁止他们做两头在外的贸易是一样的。四、不做，现在死，做了未来死很多人看到国企融资性贸易出风险，会责怪负责人法律意识淡薄、风险意识不强。这个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只讲这些，解释不了为什么监管文件越来越多，开展融资性贸易和虚假贸易的企业却没有减少，反而比前些年更多了，暴露出来的风险自然也越来越多。那么，地方国企贸易负责人真的不知道两头在外的贸易风险大吗？他们当然知道，他们又不傻。问题是，他不做会怎么样？营收完不成，集团考核过不了，领导会认为公司没有能力，董事会和经营班子要解释，银行授信和评级也可能受到影响。如果连续几年完不成任务，负责人可能就会被调整。有人说，调整了正好，不就安全了嘛？哪有那么好的事。如果真能这么简单，也就不存在今天的局面了。不做的后果，是眼前的、确定的，也是很快就能看到的。继续做又会怎么样？两头在外的贸易业务，长期大规模做下去，很难完全不出风险，区别只是风险有多大、什么时候发生、最后落到谁身上。但风险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和滞后性。今天做的业务，未来会不会出现风险，什么时候出现风险，都是不一定的事。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这是人在现实中作选择的正常方式。所以，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继续做。这也是为什么监管越来越严格，下面仍然不断开展这类业务的重要原因。可是做了以后，一旦出现重大损失，负责人又很可能被追责。于是就出现了不干现在死、干了未来死，监管规定不管出多少，下面还是继续干的局面。这套机制真正不公平的地方，不是负责人做错了事不应承担责任，而是组织拿走了完成营收、维持评级和扩大融资的现实收益，却把业务失败的尾部风险，最终集中到了具体负责人身上。负责人看似拥有审批权，实际上并没有拒绝完成指标的权力。没有真正的选择权，却要承担选择失败的全部后果，这才是很多人觉得他“有点冤”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处理一个负责人，只能解决这一笔业务和这个人的问题，解决不了为什么地方国企不断产生这类业务。只要集团还在要求营收，只要评级、融资和经营考核还在看规模，只要企业没有自己的产业和客户，贸易子公司就还要去市场上找业务。前一个负责人出事了，后一个负责人上来，面对的仍然是同一张考核表。他也许会更加谨慎，流程会走得更细，合同会审得更多，对物流和货权的要求也会更加严格。但只要业务最初的目的仍然是做大营收，只要国企进入交易的主要价值仍然是垫资，风险就没有真正离开。这也是地方国企贸易很容易反复走进的循环。营收压力大了，开始增加贸易规模；风险暴露以后，集团要求全面压降，业务暂停，负责人被处理；过一段时间，企业营收又下来了，融资和考核重新承压，于是贸易业务换个团队、换种说法、换套制度，又慢慢恢复。问题从来不缺警示，也不缺制度，更不缺审批流程。真正缺的是有人愿意承认，有些地方国企本来就不具备开展大规模两头在外贸易的条件。如果这个前提不承认，所有风险管理最后都会变成一道难题：既要求企业把营收做大，又要求不能输出资金和信用；既不给产业资源，又要求贸易必须创造真实价值；既要求负责人完成指标，又要求任何一笔业务都不能出现损失。我们不能围着茅坑拍苍蝇，要解决茅坑的问题。五、真正要取消的，是没有产业支撑的营收任务地方国企贸易的问题，最后还是要回到营收从哪里来。一家企业有产业、有资源、有客户、有专业团队，通过贸易服务集团主业，营收自然增长，这种贸易应该做。企业在采购、销售、物流、库存和价格管理中创造了价值，也有能力承担正常经营风险。一家企业什么产业资源都没有，甚至超出自身产业和资源所能支撑的范围，只因为集团需要营收、融资需要报表、评级需要数字，就要求它到市场上做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贸易，这种任务就不应该下。因为任务一旦下去，下面的人总要想办法完成。没有产业，只能找通道；没有客户，只能接受别人带来的上下游；没有利润，只能依靠资金规模；没有真正的贸易价值，只能靠延长账期和增加资金投入维持业务。最后，营收是做出来了，企业却把国企资金和信用放进了自己不熟悉、也控制不了的交易里。对主业与贸易无关、没有产业资源、没有稳定客户、没有物流和货权控制能力的地方国企，两头在外的贸易不应该研究怎么继续包装，而应该原则上退出。地方国企可以围绕本地产业、集团主业和真实客户需求开展采购、销售和供应链服务，也可以通过投资、物流、仓储和产业运营形成自己的能力。但不能给一家没有这些条件的企业压下一个巨大营收指标，再让负责人自己到市场上寻找能够完成数字的办法。如果集团坚持要做，就应当把集团的集采、销售、物流、仓储和产业资源真正交给贸易公司，也要接受真实经营必然存在风险。不能只给指标，不给资源；只拿营收，不承担风险。负责人也必须拥有真实的拒绝权。风险部门和经营负责人认为一笔业务没有产业支撑、主要依靠垫资、风险收益不匹配时，拒绝这笔业务不能被简单看成没有能力、没有担当。没有拒绝权，却要求负责人对所有结果负责，这种责任很难公平。如果营收指标没有改变，企业还是没有产业、没有客户、没有新的收入来源，等到下一年度指标下来，仍然会有人继续这么干。因为对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来说，不做，现在死；做了，未来死。这个选择没有改变，判了一个总经理，下一任总经理仍然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湖北一名国企总经理开展融资性贸易被判1年6个月，我却觉得他有点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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